边角料食品成“流量密码” 鱼龙混杂亟待加强监管******
边角料食品成“流量密码”但鱼龙混杂亟待加强监管
专家建议出台标准严把质量安全关
□ 本报记者 赵晨熙
“永远不要对‘边角料’抱有偏见！”用手机对桌上摆放的三袋食品从不同角度拍了两张照片后，家住北京市海淀区五路居的张延在朋友圈发送了一条推荐零食的消息。
他所推荐的这三款零食分别是猪肉脯、牛肉干和核桃仁，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卖相”不好。
“这些叫边角料食品，就是那些被压碎挤破，品相不太好的食品。”张延解释称，这些零食口感与正品无异，价格却便宜不少，绝对是“物丑价廉”的佳品。
当前，边角料食品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热捧，网购平台成为边角料食品最大的销售渠道。但边角料食品存在质量良莠不齐、以次充好等问题，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边角料食品既能让消费者得实惠，也能为企业降本增效，但‘双赢’的前提是产品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边角料食品非法外之地，应考虑出台相应标准规范，并加大监管力度，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边角料食品销售量暴增
自诩为“资深吃货”的杨喆早在几年前就对边角料食品有所了解。
“当时一家大型面包房出售吐司面包边，外观不齐整，但吃起来口感不错。”杨喆透露，最初的边角料食品大多来自面包房和蛋糕店，店家将加工剩下的面包边、蛋糕边等食材装袋销售。由于价格便宜，受众群体主要为中老年消费者。如今再次爆火的边角料食品则更像“网红食品”，追求猎奇的年轻人成为主要购买群体。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边角料食品”关键词，搜索出大量店铺，其中以肉脯、牛肉干等肉类食品边角料为主，也有包括巧克力威化碎、海苔碎、核桃仁碎等各类食品。
“头两年生意一般，不少消费者对边角料食品心存芥蒂，认为是‘剩’的或是坏的，宣传产品时根本不敢提边角料等字样。”某售卖肉干边角料的商家向记者透露，自己的主业是做牛肉干加工，由于每批加工都能剩余一些边角辅料，为避免浪费就将这些肉干边角料再次调味后出售。最近一年边角料食品大热，有顾客甚至专门询问产品是否属于边角料食品，因此商家在宣传时都会力推边角料食品的概念。
一组数据也足以说明边角料食品的炙手可热。
据魔镜市场情报数据平台发布的《2022年一季度消费新潜力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零食边角料相关产品在某电商平台销售额为2030万元，同比增长1749.23%。
产品良莠不齐问题频发
“千万别怀疑边角料食品的实力”“边角料食品好吃不贵，按斤囤不心疼”……在某社交平台上，不少帖子向网友们极力宣传着边角料食品的优势。
边角料食品是否真的物美价廉？记者调查后发现，现状并不乐观。
记者浏览了某电商平台多家销售边角料食品的店铺评价后发现，不少消费者都吐槽食品名不副实，甚至存在以次充好，销售“三无”产品等问题。
杨喆曾在某电商店铺购买一款五连包促销装的边角料肉脯，收到货后发现，产品包装非常简陋，塑料包装袋上仅印有猪肉脯字样，并无生产商、产品信息等具体标识，就连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息都只是印在袋内的一张小白纸上。
杨喆就此询问过商家，商家解释称产品均为生产线加工生产，只是分装方式不同，质量绝无问题，且边角料食品并非完整正品，因此无法使用原产品包装袋进行包装。
“来路不明”是当前边角料食品存在的又一大问题。有消费者吐槽，自己购买的猪肉脯碎中竟然还夹杂着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种类的肉丝”。
记者发现，这类“混合产品”绝非偶然，多名消费者表示，在购买的边角料食品中发现过“不明产品”，有些同一包装内的食品吃起来口感味道也相差很多，不像是同一批次、同一生产线生产的食品。
在从事食品加工行业多年的李智看来，除非是一些大型食品加工厂，否则边角料的产出是很有限的。
“食品边角料是在制作食品时出现的零碎材料，因形状等原因无法被正品采用。企业为了经济效益，会控制边角料的产生，即便出现，大部分也会被用作食品原料，回收再制作。”李智认为，实际中大规模售卖的边角料食品不能排除是从多种渠道收集而来。
随着边角料食品逐渐成为“流量密码”，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价格，有消费者“算账”后发现，一些打着物美价廉旗号的边角料食品和正品价格相差无几，有的甚至超过正品售价。
《白皮书》提到无法保证产品品质、性价比存疑、演变成营销概念已成为边角料食品行业的痛点。部分商家用低质量产品、宠物食品和临期食品冒充零食边角料；部分商家通过包装方式误导消费者，产品真实价格甚至高于正装产品；还有的商家仅将边角料作为营销概念添加至一般商品的标题中。
亟待出台相关标准规范
“边角料食品也是食品，食品经营者必须遵守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包装上应有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尽管边角料食品多采用“散装模式”，但法律规定，散装食品外包装也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
刘俊海补充指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因此商家不能以简装等任何理由推脱提供产品信息，更不能销售“三无”食品。
鉴于当前边角料食品多在网络渠道售卖，陈音江提醒电商平台也要加大审核力度。电子商务法规定，平台对于商家具有资格审核义务，在食品、药品等关于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领域，平台未尽资质资格审核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在呼吁商家遵纪守法的同时，更应强化电商平台责任，对商家严格审核，一旦出现消费者投诉等要积极介入并协助调查，保障消费者权益。
“目前我国对于边角料食品，并没有对应的产品标准或管理规范，使其处于‘灰色’地带。”刘俊海认为，针对边角料食品的特殊性，可以考虑由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等出台相应的标准和规范，避免出现监管盲区。
刘俊海举例称，可对边角料食品的加工、存放、包装和销售模式等进行规范。比如，哪些食品边角料适宜出售，哪些不适宜；边角料食品可能含有多批次产品，如何合理确定保质期等。
同时，还应加强对边角料食品的监管，相关部门应对肉脯碎等重点品类食品的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抽检，电商平台也应收集消费者投诉问题，协助相关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对出现问题的商家要采取“零容忍”态度，强化打击力度，加大不法商家违法成本，合力严把边角料食品的质量关和安全关。
漫画/李晓军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